那段时间，上海城里到处都是备考的热潮。

市面流通着各式各样的油印、铅印高考题汇编，文理分科，收录了建国以来到1965年所有的高考真题，每一本都被抢疯了，转手就能卖出高价。

从上海探亲归队的农友，次次都带回城里的消息，说上海的学习氛围空前浓厚。

大街小巷的书店、供销社，练习簿、铅笔、墨水全部脱销，无数青年挤在一起刷题背书，人人都想抓住这唯一的翻身机会。

十一年的高考断层，积压了全国上千万的待考考生。

单单一个星火农场，两万多名知青，无论老少、无论工龄长短，心里都憋着一股劲。

所有人都清楚，这是十一年来最公平、最干净的出路。

不用拼家世、不用找靠山、不用托关系走后门、不用请客送礼，更不用等单位推荐、熬领导评议。

凭本事考试，凭成绩上岸，凭一己之力跳出农门、回城读大学、改命翻身。

这是底层青年唯一一次不靠任何人，只靠自己就能逆天改命的机会。

报名的人实在太多，多到场部不得不临时出台土政策。

想要拿到高考准考证，必须先通过农场组织的内部初试，初试合格者，才有资格参加正式高考。

没人反对，没人抗议。

在绝对的公平机会面前，这场初试就跟抓阄一样，全凭本事、全凭运气，输了只能认栽，没人有资格抱怨。

为了争抢这张改变命运的入场券，1977年11月13日上午，星火农场内部资格考试正式开考。

考场设在连队对岸的场染化厂食堂，平日里满是饭菜烟火气的食堂，临时收拾改作考场。

一张张木质饭桌被反复擦拭，却依旧洗不掉经年累月积攒的油垢，白花花的试卷铺在油腻的桌面上，黑白对比格外刺眼。

这场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资格赛，只考语文、数学两门科目，题量不大，一个上午便结束了全部考试。

多年后，袁念琪依旧完好保存着当年的初试考卷。

泛黄的纸页上，字迹清晰，考题历历在目。

数学卷一共十道题，代数、几何各占五道，难度适中，却精准卡着基础薄弱知青的短板。

语文卷分为五个模块，划分句子成分、修改病句、辨析成语错别字、古文翻译、理解分析，全面考察综合功底。

场部的录取标准极低，两门科目平均分达到三十分以上，就能拿到正式高考的准考证。

可就是这看似宽松的标准，依旧刷掉了大半基础薄弱的知青。

袁念琪凭借日积月累的苦读，拿下了语文六十分、数学十分的成绩，堪堪压线，拿到了珍贵的高考参赛资格。

11月19日，他郑重填写高考报名表，登记编号。

12月5日，烫着红章的正式准考证下发到手中，沉甸甸的一张纸，承载着他全部的希望。

偌大的服务连，最终只有三人拿到准考证。

袁念琪报考文科，另外两名农友报考理科，三人瞬间成了全连的焦点。

从拿到准考证的那天起，连队里所有人都改口了。

无论熟悉与否，见了他们三人，都会笑着喊一声“大学生”。

这称呼里，有羡慕、有期待，也藏着些许看热闹的戏谑。

手握准考证，备考彻底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。

可那个年代，根本没有复读班、没有补习机构，更没有专门的备考资源。

就算城里有补习课堂，农场也不准许知青随意请假回城备考。

所有人的复习资料，全靠自己想方设法拼凑。

往年的全国高考真题、各地流转的油印模拟卷、手抄知识点笔记，就是全部的备考家底。

袁念琪深知自己数学底子极差，是致命短板，趁着一次短暂的回沪休假，拼命查漏补缺。

靠着父亲的老同事、亲戚多方托情，他才得以挤进六十一中、南市二中的毕业班课堂，默默坐在最后一排蹭课听讲。

这样珍贵的听课机会，全程只有两次。

课堂上听老师讲解重难点，思路清晰、句句通透，当下听得明明白白。

可一回到农场，脱离了课堂氛围，独自刷题时依旧一头雾水，知识点难以融会贯通。

他是75届毕业生，看似离校仅一年，实则学业断层严重。

四年中学时光，大半时间都在学工学农，开荒种地、进厂做工，根本没有系统扎实地学过文化课。

论基础，比不上深耕书本的老三届，论灵气，比不上在校的应届考生。

他能依仗的，只有不服输的韧劲和没日没夜的苦读。

距离正式高考仅剩一周的12月3日，奉贤县高校招生办公室，终于下发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复习重点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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